1993年11月，山城。

　　电子游戏厅，昏暗的灯光，烟雾腾腾。一群少年围着几台吃角子老虎机。

　　“妈的，就看这一把了！”我从人群中钻出来，晃晃悠悠走向门口的柜台，掏出口袋里最后一张十块钱，扔在了柜台上。一个斜叨着烟卷的面目狰狞男子接过钱，丢进抽屉，然后将一盒码放整齐的游戏币推倒我面前。我抱着游戏币，急忙又钻回了人群。在阿浩身边坐下。

　　在山城这批小混混圈里，我是出了名的赌棍。城里大大小小几十个游戏厅，我都光顾过。九十年代初期，轮盘赌、赛马机、拉耗子等博彩机还都没有到山城这种小地方，只有一种老虎机。我和阿浩每次玩的输赢都在一百多元。那时候，山城的居民每月总收入也就是这个数，所以每次我们两个跟老虎机较劲的时候，游戏厅里的大人、小孩儿们都会拥在边上看。这里的小混混们更直接地称我们俩为“战神”。

　　我和阿浩那年都才17岁，没有工作，家里也不怎么给零花钱。但我们从来不缺赌资。因为，我们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快速致富。

　　自从我和阿浩因为去外校打架被勒令退学之后，中学门口就成了我们两个报复学校的地方。每到放学，我们两个就会把摩托车横在校门口，光着膀子，向看不顺眼学生们收钱。一般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俩的狠，而对于两耳不闻社会事儿的书呆子，就算不知道我们的名头，看到我们俩的一身横肉和身上的刺青，也就先尿了裤子。乖乖地把钱交上。但我们也有个规矩——就是从来不难为穷孩子。

　　我们知道哪些学生家里有钱。在他们临出门的时候，阔绰的父母大把大把地塞给他们零花钱。而到了这里，就成了孝敬我们的香火。我们管这叫征收“贫富悬殊调节税”。